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未实缴出资情形下债权人权利救济路径研究 —— 杜鑫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未实缴出资情形下债权人权利救济路径研究

—以新《公司法》第 54 条为核心的司法实践考察 

作者：杜鑫 

单位：浙江法峻律师事务所 

摘要：2023 年修订的《公司法》正式施行后，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从司法解释层面上升为成文法规范，债权人的权利救济路径因此得到显著拓宽。然而，新法实施以来，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诸多争议，主要体现在： 

（1）加速到期的触发条件如何认定？ 

（2）债权人直接诉权的性质与边界为何？ 

（3）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的路径如何与诉讼路径衔接？ 

（4）股权转让后责任承继的裁判规则是否统一等等 本文以新《公司法》第 54 条为核心，系统梳理相关法条体系，深入考察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分析争议焦点，并从债权人视角提出实务操作建议，以期为法律实务工作者提供参考。 

关键词： 有限责任公司；认缴出资；出资加速到期；债权人保护；执行追加 

一、问题的提出 

    认缴资本制度是 2013 年《公司法》修订后确立的核心制度之一。 该制度赋予股东灵活安排出资时间的权利，极大地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激发了创业活力。然而，认缴制在实践中的异化问题随之而来：部分股东利用漫长的认缴期限（少则十年、多则五十年乃至九十九年）规避出资义务，公司对外形成大量债务却无实际资产可供清偿，债权人利益受损严重。 

    据统计，2018 年至 2022 年间，全国工商登记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中，认缴期限超过 30 年的公司占比超过15%，认缴总额与实缴总额之间的缺口规模巨大。在司法实践中，债权人申请执行终本（即法院认定被执行人暂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逐年上升，其中相当部分涉及股东出资尚未到位的有限责任公司。 

    在 2023 年新《公司法》颁布施行之前，股东出资加速到期问题主要依赖《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即"九民纪要"）第 6 条的规定处理。该规定将加速到期的适用严格限定于两种情形：公司破产程序启动，或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这一高门槛使得大量债权人在未能启动破产程序的情况下无从追究未实缴股东的责任，形成了明显的权利保护漏洞。 

    2023 年 12 月颁布、2024 年 7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新《公司法》对 此作出重大回应：第 54 条明确规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债权人有权直接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这一立法突破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引发广泛关注。与此同时，新法第 52 条、第 53 条对股东出资义务及违约责任作出系统规定，与第 54 条共同构成债权人保护的制度框架。 

    然而，新法施行时间尚短，司法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尚待厘清：第 54 条所规定的"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应如何认定？债权人直接诉权的行使是否需要以对公司的诉讼为前提？执行阶段追加被执行人的路径与诉讼路径应如何衔接？股权转让场景下原股东与受让股东的责任如何分配？新法施行前已设立公司的过渡期安排对债权人追责有何影响？ 

    上述问题在实务中直接影响债权人能否有效维权，亟需系统梳理与深入研究。本文拟通过对相关法条的体系解释、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以及对争议焦点的深度讨论，为债权人权利救济提供较为完整的实务指 引。 

二、制度沿革：从司法解释到成文法的演进 

（一）认缴制确立与出资加速到期问题的产生

    2013 年《公司法》修订之前，我国采用实缴资本制，公司设立时股东须将认缴出资实际缴入。2013 年修订后，法律转为授权公司章程自由约定出资时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也大幅降低乃至取消，形成了以认缴制为核心的宽松市场准入制度。 

    认缴制的正面价值毋庸置疑：它降低了创业成本，使创业者得以将有限的启动资金集中用于实际经营，而非冻结于注册资本账户。然而，该制度的潜在风险同样显著：股东在认缴期限届满前对公司债务不承担出资义务，而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对外债务却随时可能到期，两者之间的时间错位，为股东利用超长认缴期限规避责任提供了制度空间。 

    在这一背景下，出资加速到期问题逐渐进入司法视野。早期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对此问题的处理不一：部分法院支持债权人直接要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另一部分法院则以认缴期限系股东合法 权利为由予以驳回。司法裁判的分歧迫切需要统一的规则指引。 

（二）九民纪要的规范化尝试及其局限

    2019 年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九民纪要） 第 6 条对股东出资加速到期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下列情形除外： 

    （一）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 

    （二）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 

    该条规定的积极意义在于：首次以准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了出资加速到期的两种适用情形，为债权人提供了一定的追责依据。但其局限性同样明显：

    第一，适用门槛过高。第（一）种情形要求公司已经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实践中债权人申请强制破产往往面临较高成本，且破产程序启动后债权受偿比例通常极低，对债权人而言追责路径艰难。 

    第二，条文表述模糊。"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在实践中如何认定，各地法院理解不一，导致适用标准不统一。 

    第三，未能覆盖全部情形。如公司虽有少量财产但明显不足以清偿债务，或公司已停止经营但未进入破产程序，九民纪要的规定均难以适用。 

    （三）新《公司法》第 54 条的制度突破 2023 年新《公司法》第 54 条规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司或者已到期债权的债权人，可以请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与九民纪要相比，第 54 条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触发条件显著降低。新法仅要求"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不再要求公司进入破产程序或被穷尽执行措施，债权人追责路径大为畅通。 

    其二，债权人直接诉权入法。九民纪要时代，部分法院认为债权人追究未实缴股东责任须以公司怠于追缴为前提（即股东代位诉讼逻 辑）；新法则明确赋予债权人独立的直接请求权，无需以公司的行为或不行为为条件。 

    其三，法律位阶提升。 从会议纪要（效力介于司法解释与内部 规定之间）上升为正式的法律条文，规范效力更强，裁判适用更为确定。与此同时，新法第 52 条确立了股东出资义务的基本框架，第 53 条规定了股东出资违约的法律后果，第 23 条对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进行了完善，第 88 条对股权转让场景下的出资责任承继作出规定，共同构成债权人保护的制度体系。 

三、新《公司法》第 54 条的适用要件分析 

（一）主体要件：债权人资格的认定

    第 54 条赋予请求权的主体为"已到期债权的债权人"，司法实践中需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债权须已届清偿期。 尚未到期的债权人不享有本条规定的请求权。这一要求与民法典关于履行期未届满债权保护的一般规则一致，合理划定了请求权的边界。

    第二，债权的来源不限。 合同之债、侵权之债、劳动债权等均可适用，不以合同债权为限。 

    第三，债权无需经生效判决确认。 第 54 条并未要求债权人持有生效判决，理论上债权人可在取得生效判决之前即提起诉讼，同时将公司和未实缴股东列为共同被告。但实务中，在未取得对公司的生效判决之前，法院如何认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仍存在相当的操作难点 （详见下文讨论）。 

（二）核心要件：如何认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是第 54 条适用的核心要件，也是司法实践中争议最集中的问题。 从现有案例和学术研究来看，以下几种情形可作为认定依据： 

    情形一：终本裁定。 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认定被执行人（公司）暂无财产可供执行。这是实践中最常见、最直接的认定方式。 

    情形二：资产负债表显示资不抵债。 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显示负债总额超过资产总额，且公司无法提供清偿方案。 

    情形三：公司停止营业且无财产线索。 公司已停止经营活动，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工商登记地址查无此人，无可供执行的银行账户、不动产或其他资产。 

    情形四：破产原因已成就。 公司已具备《企业破产法》第 2 条规定的破产原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或资不抵债），无论是否已进入破产程序。 

    争议焦点： 部分法院认为，在公司对债权人的债务尚未经生效判决确认的情况下，无法认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因而在程序上要求债权人先行对公司提起诉讼并申请执行，在取得终本裁定后方可对股东提起加速到期之诉。另一部分法院则认为，可将公司与股东列为共同被告，在同一诉讼中一并查明。笔者认为，后一种处理方式更符合第 54 条的立法目的，且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降低债权人维权成本。但在实务操作中，债权人应做好充分的证据准备，以证明公司确实不能清偿债务。 

（三）责任边界：补充赔偿责任的性质与限额新《公司法》第 54 条所确立的股东责任，性质上为补充赔偿责任，而非连带责任或无限责任，具体体现为： 

    第一，责任以未实缴出资额为限。 股东仅在其尚未实缴的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超出该范围的债务仍须由公司承担或通过其他途径解决。 

    第二，补充性。 股东的责任以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为前提，在公司有财产可供清偿的部分，股东不承担责任。 

    第三，一次性缴足义务。 加速到期后，股东须一次性将未实缴 部分全额缴入公司，而非仅缴纳债权人债权金额对应的部分——这一点在实务中容易被忽视。股东缴入的出资属于公司财产，债权人须通过执行公司财产的方式受偿，而非由股东直接向债权人支付。 

四、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分析 

（一）加速到期条件认定类案例 

    案例一：某贸易公司诉甲公司股东李某出资加速到期案 

    基本事实：原告某贸易公司对甲公司享有货款债权 200 万元，甲 公司经法院强制执行后仅偿还 20 万元，法院出具终本裁定。甲公司注册资本 500 万元，股东李某认缴 300 万元，认缴期限为 2035 年，实缴为零。原告以甲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依据新《公司法》第 54 条起诉李某，要求其在 300 万元未实缴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法院认定终本裁定足以证明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李某的认缴期限未届满，构成第 54 条规定的适用情形，判决支持原告诉请。 

    案例评析： 本案是新《公司法》施行后较为典型的支持判决。法院以终本裁定作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认定依据，路径清晰，操作性强。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同时明确责任性质为补充赔偿责任，股东须先将出资缴入公司，再由债权人对公司申请强制执行。 

    案例二：某建材公司申请执行追加股东王某案 

    基本事实：某建材公司持有对乙公司的生效判决，在执行程序中发现乙公司无可供执行财产，遂申请追加股东王某为被执行人。王某认缴出资 200 万元，认缴期限为 2040 年，实缴 50 万元。

    裁判结果：执行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17 条，裁定追加王某为被执行人，执行限额为未实缴的 150 万元。 

    案例评析：本案展示了执行追加路径的操作方式。与诉讼路径相比，执行追加无需另行起诉，效率更高。但实践中部分法院对执行追 加采取较为审慎的态度，认为追加被执行人属于对程序外当事人权利的限制，须严格把握条件。债权人在选择路径时，应结合当地法院的司法惯例综合判断。 

（二）股权转让后责任分配类案例

    案例三：某科技公司诉股权受让人赵某、原股东陈某连带责任案 

    基本事实：丙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原股东陈某认缴 500 万 元，实缴 100 万元。2022 年，陈某将其股权转让给赵某，转让时赵某明 知出资尚未到位（转让合同中载明"剩余 400 万元出资尚未缴纳"）。2024 年，丙公司资不抵债，债权人某科技公司起诉，要求陈某和赵某在 400 万元未实缴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法院认定陈某作为原股东对未实缴出资承担责任，赵某受让时知晓出资未到位，依据《公司法》第 88 条应与陈某承担连带责任，判决两人连带承担 400 万元范围内的补充赔偿责任。 

    案例评析： 本案涉及新《公司法》第 88 条的适用。该条规定，股东转让已认缴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后，由受让人承担缴纳出资的义务；受让人未按期足额缴纳的，转让人对受让人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若受让人明知转让人未届期出资义务，两者须承担连带责任。 

    实务意义： 债权人在追责时，不应仅查询当前股东情况，还须追溯股权转让历史。若原股东与受让人均有未缴出资情形，可将两者均列为被告，争取连带赔偿，最大化追偿效果。

（三）认缴期限延长对抗债权人的案例 

    案例四：某金融公司诉丁公司股东孙某案 

    基本事实：某金融公司对丁公司享有债权，债权产生时丁公司章 程载明股东孙某认缴出资 100 万元，认缴期限为 2025 年。债权产生后，丁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将孙某的认缴期限延长至 2050 年。某金融公司提起诉讼，认为该延长行为系逃避债务，主张不得对抗其债权。 

    裁判结果：法院认定，在对外债务已形成后，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延长认缴期限的行为，目的在于规避债务清偿，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该决议不得对抗原告，判决孙某在未实缴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案例评析： 这一裁判思路在新公司法施行后的司法实践中逐步 得到确立。债权产生后，公司通过修改章程延长认缴期限的行为，在司法上将被视为对债权人利益的损害，不发生对抗债权人的效力。债权人可通过提交章程历次修改版本，证明延期行为发生于债权形成之后，进而主张该延期无效。

五、两条主要操作路径的比较与选择

（一）诉讼路径

    适用阶段：债权人尚未取得生效判决，或已取得判决但尚未申请执行，或希望一并解决债权确认与股东追责问题。 

    操作要点： 

    第一步，以公司为第一被告、未实缴股东为第二被告，一并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偿还债务，并要求股东在未实缴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第二步，庭前申请保全。可对股东的银行账户、不动产等财产申请诉前或诉中保全，防止股东转移财产。 

    第三步，证明"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提交公司财务状况、银行账户余额查询结果、工商登记信息、已有执行案件的终本裁定（如有）等证据。 

    优势：可在执行前锁定股东资产，适合债权额较大、追偿紧迫性较高的案件。 

    不足：诉讼周期较长；"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证明在诉讼早期存在一定难度。

（二）执行追加路径 

    适用阶段：债权人已持有对公司的生效判决，且执行程序中已取得终本裁定或相关认定。 

    操作要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 17 条，向执行法院提交书面申请，附上以下材料：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含认缴出资情况）；公司章程（证明认缴期限及实缴情况）；银行进账单或验资报告（证明实缴金额）；终本裁定或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的相关证明。法院将以裁定方式作出是否追加的决定，当事人可对裁定提出异议。 

    优势：无需另行起诉，程序简便，可直接在执行程序中实现追偿。

    不足：前提是须已持有对公司的生效判决；部分法院对执行追加采取审慎态度，可能以"实体争议需另行诉讼"为由不予支持。 

（三）路径选择建议 

    综合考量效率与成本，建议按以下逻辑选择路径： 若尚未取得对公司的生效判决，建议直接将公司与股东列为共同被告，一并在诉讼中解决，既节省时间，又可在诉讼阶段即申请财产保全。若已持有对公司的生效判决，进入执行程序后：首先尝试执行追加，若法院支持则最为高效；若法院以实体争议为由不予追加，则另行提起追偿之诉。 

六、新公司法过渡期安排对债权人追责的影响 

（一）过渡期制度概述 2023 年新《公司法》第 266 条规定，本法施行前已登记设立的公司，出资期限超过本法规定期限的，应当逐步调整至本法规定的期限内。国务院可以对调整期限作出规定。国务院于 2024 年发布配套规定，给予存量公司最长 5 年过渡期 （即至 2029 年 6 月 30 日）完成认缴出资期限调整。

（二）对债权人追责的具体影响 

    情形一：公司已在过渡期内将认缴期限调整至合理范围。 如果公司依法将认缴期限调整至 2029 年 6 月 30 日前，则届时仍未实缴的，股东出资义务届满，债权人可直接依据第 53 条（出资违约）主张权利，无需援引第 54 条加速到期条款，反而更为直接。 

    情形二：公司利用过渡期延长认缴期限以对抗债权人。部分公司可能借过渡期政策，将认缴期限重新设定为较长年限（如重新设定为 2029 年）。对此，债权人应注意区分：若债权形成于认缴期限延长之前，参照前述案例四的裁判思路，该延长行为不能对抗在先债权人。 

    情形三：新设公司（2024 年 7 月后设立）。 新《公司法》第 47 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由股东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自公司成立之日起 5 年内缴足。新设公司须在 5 年内实缴完毕，不再存在超长认缴期的问题。 

（三）实务建议债权人在追责前应首先核查目标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重点关注：公司设立时间（新法前后）、认缴期限的历次变更记录、过渡期内是否进行了期限调整。针对不同情形制定差异化的追责策略。

七、证据收集与固定的实务要点

有效的证据收集是债权人成功追责的关键。以下按证据类型分类梳理收集方式与注意事项：

    （一）公司基本信息类证据

    工商登记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可查询公司基本注册信息，包括注册资本、实缴资本（部分公司有披露）、认缴期限、股东信息、法定代表人、经营状态等。该信息可直接打印作为证据，但需注意：工商登记信息系公司自主申报，实缴数据的准确性有赖于公司如实申报，存在不实记载的可能。 

    公司章程：章程是认缴期限和股东出资义务的最直接依据。可通过工商档案调取，也可在诉讼或执行阶段申请法院调取。需注意历次章程修订版本特别是债权形成前后是否存在认缴期限变更。 

    （二）出资实缴情况类证据 

    银行进账单及验资报告：证明股东历史出资记录的核心证据。 可在诉讼中申请法院依职权调取，也可申请对公司财务账册进行审计。 

    公司财务账册：包括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等，用于证明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可申请法院调取或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股东会决议及出资记录：历次股东会决议可能涉及出资期限调整或出资豁免等内容，需重点核查。

    （三）公司不能清偿类证据 

    终本裁定：执行法院出具的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是认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最直接的证据，效力最强。 

    失信被执行人记录：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可查询，证明公司存在未履行的债务。 

    银行账户余额查询：申请法院在执行或诉讼保全阶段查询公司银行账户，若账户余额不足以清偿债务，可作为佐证。

    经营状况证明：公司经营场所已空置、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电话无人接听等情况，可通过公证保全或法院现场查勘的方式固定证据。

八、若干争议问题的深度探讨 

    （一）债权人直接诉权是否需要以公司怠于追缴为前提 

    这是新法施行后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部分观点认为，出资义务属于股东对公司的义务，债权人追究股东出资责任本质上是一种代位权行使，应以公司怠于追缴为前提条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第 54 条明 确赋予债权人独立的直接请求权，无需以公司的行为为前提。 

    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理由如下：第一，第 54 条文义清晰，并未附加"公司怠于追缴"的前提；第二，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债权人，若须以公司怠于追缴为前提，则债权人利益保护将受制于公司的主观态度，与立法目的相悖；第三，比较法上，德国、日本公司法的类似制度均赋予债权人直接请求权，不以公司怠于行使为要件。

    （二）股东对认缴期限享有的"期限利益"是否应当保护 

    认缴制下，股东享有合理安排出资时间的权利，这一"期限利益" 具有一定的正当性。新法第 54 条实际上是在债权人保护与股东期限利益之间作出了价值权衡：当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时，股东的期限利益应让位于债权人的受偿权。 

    值得注意的是，第 54 条并未完全剥夺股东的期限利益，而是将其设定为相对性权利：在公司正常运营、能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股东 期限利益受法律保护；只有在公司出现清偿危机时，债权人的保护需求才优先于股东的期限利益。这一制度设计体现了立法者在两种利益之间的精细平衡。

    （三）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特殊规则 

    新《公司法》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维持了举证责任倒置的特殊规 则：股东须自证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相互独立，否则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在追究一人公司股东未实缴出资责任的同时，债权人还可主张人格混同，争取连带责任，在两个请求权之间形成叠加效果。

九、结语与建议 

    新《公司法》第 54 条的正式施行，是我国公司法制度在债权人保护方面的重要进步。债权人追究未实缴股东责任的路径得到实质性拓宽，司法实践中逐步积累了一批有参考价值的案例。 

    然而，制度的完善仍有待深化。目前亟需明确的问题包括：第 54 条的举证责任应如何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认 定标准应进一步细化统一；执行追加与另行起诉两条路径的适用边界应予明确；新旧法过渡期内的责任认定规则应出台配套司法解释予以厘清。 

    对于债权人及其代理律师，笔者提出以下综合建议： 

    第一，尽早行动，在债务形成后及时调查债务人公司的股东出资情况，对未实缴的股东予以标注，在公司出现清偿危机时迅速启动追责程序。 

    第二，双线并进，在对公司提起诉讼的同时，将未实缴股东列为共同被告，诉讼与保全同步推进。

    第三，全面排查，不仅关注当前股东，还须核查历史股权转让记录，对在先股东依据第 88 条主张责任。 

    第四，灵活选择路径，在取得生效判决后，优先尝试执行追加；若法院不予支持，则通过另行诉讼解决。 

    第五，关注过渡期动态，密切跟踪目标公司章程变更情况，及时固定债权形成时的章程版本，防止公司以过渡期调整为由对抗债权人追责。

    随着新《公司法》司法实践的不断深入，相关规则将进一步成熟与统一。债权人权利保护的法律生态正在持续向好，法律实务工作者应把握制度红利，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